以及这种节目类型与外国同类节目的差异。它要锻造的是一种新的、年轻化的社交模式。《吐槽大会3》或可能更多。中国网络喜剧脱口秀站位更高包括在内的一些热门节目刚播了两
从2016年开始，我便一直在关注中国本土网络喜剧脱口秀节目的发展，以及这种节目类型与外国同类节目的差异。几个节目看下来，产生了两个强烈的感触。一是节目模式成熟的速度比我想象得更快，包括《吐槽大会》在内的一些热门节目刚播了两季，便在国内观众群体中大面积地普及了喜剧脱口秀的概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体现了本土创作力量旺盛的生命力。二是中国本土独特的互联网文化基因对喜剧脱口秀节目价值内核产生了巨大的、难以忽视的影响，如果说欧美国家的电视脱口秀节目的主要文化取向是个性表达与讽刺，那么中国的网络喜剧脱口秀节目则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它要锻造的是一种新的、年轻化的社交模式。
这个说法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吐槽，顾名思义，就是发牢骚，就是情绪宣泄，甚至多多少少透露出愤世嫉俗的犬儒感，怎么就和社交扯上关系了呢？社交难道不是建立在耐心沟通、温柔以待的基础上的吗？
如果真的这样想，那我们就至少落后了这个时代5-10年，或可能更多。时代的变化比所有人预想得都更激烈，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的内核都在发生剧烈的变迁。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的那样，技术并不仅仅给各种传统或前沿的内容形态提供了新的平台，它也在依据自身的技术偏向对文化进行着改造。而吐槽这种极富互联网气质的表达方式，正是基于互联网的青年文化土壤在近两年来培育出的新的交往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从三个角度来仔细地考量一下，以《吐槽大会》为代表的中国网络喜剧脱口秀节目，究竟对现有的线上社交模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就是，在这些节目中，由于精心的打磨和设计，吐槽不再等同于泄愤式的发牢骚，而更近似一种雅致的语言游戏和思想游戏，是一个双向交流、共享快感的过程。对于这一点，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有过十分精妙的论述。他用“游戏”隐喻来形容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机制。在斯蒂芬森看来，除十分直接的功能性交流(如发布工作任务)外，大部分交往行为都具备一种与游戏十分相似的属性：它并不需要时时追求具体的意义，而更多通过精心雕琢的表达和巧妙设计的环节，给交流者带来愉悦。而对这种愉悦感的获取，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消压过程变成了一种审美行为。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观感出发，在看《吐槽大会》的时候，我并不想探究每一句“槽”背后究竟都有什么“言外之意”，而更多是在享受“吐槽”本身，以及这个过程对整个话语体系里的每一个人的联结。在这个“连接为王”的时代里，没有什么比对语言和思想的欣赏行为更能展现交流的魅力。
其次，我们看到，带有展示色彩的吐槽行为，正在成为个人修养的典范，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交设定理想化的人格标准。这一点应该怎样理解呢？我们不妨想一想自己平时在社交媒体上“围观”过的那些无谓的争论、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的怪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粗鄙的表达。中国的网络喜剧脱口秀节目，摒弃了公共讨论中十分常见的零和思维，有一种近似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的庄重感。唇枪舌战之下，我们发现，吐槽者从未有过真正的恶意，被吐槽者也绝不会表现出一丝的羞恼。他们是在“认认真真”地吐槽，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尊重对手、尊重语言的交流法则。互联网社交直接、匿名、边界含混的技术偏向几乎将传统人际交流中的风度与体面破坏殆尽，而吐槽文化正在重建这种基于信任和善意的交际模式。所以说，当李诞在台上对陶喆和王力宏的长相“大放厥词”时，真正为这个节目赋予了灵魂的并不是台上的李诞，而是台下的陶喆和王力宏，因为此刻镜头里的他们正在为几千万观众做出高贵人格的示范。
最后，以《吐槽大会》为代表的中国网络喜剧脱口秀节目，指向了一种基于交往理性的、自信的青年文化。也就是说，在这类节目中，吐槽不再仅仅是一种行为或一套表演程式，而更多被塑造成了近乎文化基因的、本质性的存在;它内化于节目内容的叙事逻辑和观众的接受逻辑，同时借助现象级节目的影响力对整个社会产生示范意义。尤其是，新一季《吐槽大会》所设置的“隔屏吐槽”环节，将原来的“展示型”吐槽放大为整个青年互联网用户共同的交往仪式，变单向、双向交流为“泛向”交流，使前两季所“培育”出的理性、高贵的交往规则得以向更大范围的交往主体辐射。这体现了中国喜剧脱口秀节目的主流创作群体带有民主色彩的文化追求。而海量观众的热情参与所造就的“全民吐槽”，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兼容关切、愉悦和高贵感的社交模式成为主流的可能。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将吐槽理解为一套新的交往模式时，我们到底应该不应该对“槽”这个东西，也就是吐槽的内容，做出清晰的界定。从《吐槽大会》当下的表现看，对分寸的把握算是恰到好处的。但这样的平衡感，或许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实现，语言有时跑得比理智快。很多时候，妙语连珠与恶语相向之间只是一线之隔，要把握好彼此间的分寸，需要制作方和嘉宾的机警和智慧。
另一个同样不应忽视的问题，是吐槽的话题范围设定。也就是说，究竟哪些生活(及文化)领域可以获得“被吐槽”的权限，而哪些不能。脱口秀节目之所以在欧美国家长盛不衰，除机制灵活、娱乐性强等显在原因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它鲜明的公共生活指向。一种交往模式要想获得更加长青的生命力，就必须要在自身和关涉公共兴趣及公共利益的议题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吐槽的表象是娱乐、诙谐和交流，但其价值根基则是对公共生活的关怀。这在有些时候就难免会跟商业化节目的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如果节目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选择娱乐明星作为主咖，并以粉丝群体为核心受众，那么应该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平衡粉丝经济和公共兴趣之间的权重？或者说，娱乐色彩与公共价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兼得？《吐槽大会》第三季对王力宏、杨超越、王晶等主咖的选择，以及每一期节目中加入的行业专家，显然都做了精心的考量。但这种较好兼顾娱乐性与公共性的模式将如何在后续的播出中持续，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从《吐槽大会》第三季的表现，及其产生的社会反响来看，“得青年者得天下”已经成为互联网文化经济的定律。年轻网民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旺盛的消费力，更体现在他们所秉持和奉行的、具有独特性和自洽性的集体价值观。一方面，比起自己的“前辈”来，青年网民群体更加享受交流的过程本身，以及这一过程中包蕴的形式和层次的纯粹美感，而并不强求所谓的“思想统一”。另一方面，他们也乐于以公共精神和公序良俗为标尺，为这种新型的交往行为设定崇高、典雅的规范，以乐观和温情去对抗互联网文化空间里的戾气和粗鄙。而“吐槽”这个看上去多少有些无厘头、有些后现代的行为，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可谓摸准了时代的脉搏。
而《吐槽大会》第三季对节目形态做出的种种革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本土喜剧脱口秀节目创作者的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并不仅仅体现在为节目设定一个具体的调性和一套清晰的模式，而更体现在通过某种系统化的互联网思维，为这种新的交往理性打造了一个可以观摩，可以模仿，也可以反思的样板。在我看来，中国本土的脱口秀节目在温度和高度上都更胜一筹。
而我们所期冀的文化创新，其实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形式应当为人性在特定时代的需求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